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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曼组织

费曼组织

女权组织领导人:因欧洲杯被关注 决赛不沉默

女权组织的抗议

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乌克兰女权组织领导人茵娜·舍普琴科

费曼是这样的一个组织,她们青春洋溢,有着自己的诉求。这些乌克兰女孩儿希望自己的国家政治纯洁,她们厌恶漠视女性的人和行为,她们无法接受乌克兰“性产业合法化”……

她们的抗议方法多种多样,要么和警察当街对抗,要么穿着极少的衣服以示不满,尤其因喜欢以裸体方式举行抗议而著称。

昨天,在乌克兰基辅的费曼总部的会议室里,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了费曼的领导者、发言人茵娜·舍普琴科,让她讲述了自己和费曼的故事。

因为欧洲杯费曼被世界关注

在基辅市中心的小街上,有一个狭小的半地下室,坐落着费曼的总部。这个办公室的设立只有2个月的时间,是欧洲杯之前不久建立的。办公室分为外间和内间,里面是一个工作区,有着一张会(微博)议桌和一圈椅子,外间是一个犹如健身房一样的训练室。当本报记者抵达的时候,有两个刚刚新加入的女孩正在那儿进行训练。据费曼组织的领导者茵娜·舍普琴科介绍,由于现在费曼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来自全世界的捐款纷至沓来,因此她们才有钱租下这间地下室作为费曼的总部。“在此前的4年时间里,我们一直在不同地方的咖啡馆里进行会面,做活动的安排,一直没有什么总部,直到最近才建立了这么一个地方。实际上,我们的梦想是能够有足够大的地方组建一个训练中心,为那些想要成为费曼成员,想要进行女权抗议的人提供帮助。”

萨拉·温特是从巴西来到乌克兰接受训练的,当她端着一盘来自巴西的甜品请记者品尝的时候,茵娜介绍到:“现在,费曼已经不是一个乌克兰的女权组织了,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性的组织了,有很多的分支机构,比如说在波兰、土耳其、意大利、纽约,最大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巴黎,有30多人,她们每年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。”

脱掉衣服用身体进行抗议

费曼最初成立就是因为乌克兰社会对于女性的漠视。由于乌克兰色情业的合法化,很多外国人对于乌克兰的印象就是妓女聚集的地方。费曼想要扭转这种印象,所以开始了自己的抗议活动。“在那个时候,我们的组织都是一些年轻的姑娘们,穿着粉红色的衣服,举着什么粉红色梦幻一般的旗帜,来表达我们的诉求。”茵娜说。但是,这样的行动并未能造成太大的影响力,因此也迫使她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茵娜介绍说:“大概2年前,我们发现之前的那些抗议太小儿科,我们得不到关注和反响,但是同时有人注意到,那些男性对于杂志上裸体的姑娘们有着非常的兴趣,于是我们就想到,为什么不以裸体的方式来寻求大家的关注呢?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方法让人们正视我们呢?于是就开始在身体上画上我们的诉求之类的,进行一些抗议。我认为,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海报,让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海报。”

经济来源主要是接受捐款

“通过费曼的行动,我们得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效果。我们并不是政府,我们不能改变法律,但是我们能够改变人们的想法,让大家真正的正视问题。”费曼由于裸体抗议,特别是针对欧洲杯的抗议,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现象,很多人知道了她们,因此时常遭到逮捕,茵娜说:“每次抗议我们都会遭到警察逮捕,甚至有时候会遭到长达1个月的监禁。”

目前费曼光是在基辅地区已经有了300多名成员,其中只有40名进行了裸体抗议,而其他人由于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并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,“但是她们仍旧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,比如说拍摄照片,帮我们化妆什么的。费曼成员里没有男性成员,但是我们有支持者,比如说现在你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两位男性,他们免费帮助我们维护网站。”现在的费曼组织有两种经济来源,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各界的捐款。她们经常都会收到一些匿名的捐款,有的是几十欧元,有的是几百欧元,另外在去年她们还开设了一家网站,专门出售与费曼有关的物品。“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多了。”茵娜说。

欧洲杯决赛时“我们不会沉默”

实际上,在欧洲杯期间费曼组织的活动并不算多,除了之前巡展时抢夺奖杯和开幕式的一些活动,能够数得出来的就是乌克兰与瑞典队比赛之前的抗议了。“由于欧洲杯,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压力之中。有人随时跟踪我们,给我们拍照片,想要知道我们随时在做什么。最近,想要采取行动是越来越难了,因此在欧洲杯期间我们乌克兰的费曼只进行了两次行动,他们一旦逮捕了我们就给我们戴上手铐推进警车。”茵娜说,实际上,为了乌克兰与瑞典比赛前的这次抗议,“费曼的几名主要成员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”

在谈到决赛前是否进行抗议时,茵娜的话有所保留:“我们通常不会说这样的话题,因为在我们费曼组织周边有很多密探什么的,隔墙有耳,而且我们更不会告诉记者们,我们到底会进行什么样的行动。但是我可以说,欧洲杯决赛是一个很大舞台,而我们绝对不会保持沉默!”

人物

茵娜·舍普琴科:

“不喜欢别人叫我美女”

茵娜是费曼最初5名成员之一,是发言人。这个金发碧眼的姑娘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,很多人觉得这样漂亮的姑娘应该去当模特儿,但每次茵娜听到这样的话都很不开心:“听到这一切我并不开心。人们应该知道,我并不是因为长相而选择进行抗议活动,这一切是为了妇女的权益,而不是好玩。”

“我大学的专业是新闻学,之前在一个城市的市长办公室进行工作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妇女的权益,有一天我参加了一场正常的抗议活动——没有裸体,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第二天,我来到了办公室,突然我的上司通知我:‘茵娜,你被解雇了。’这让我目瞪口呆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原来,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张我参加抗议活动的照片,就因为这个我丢了工作。自此之后,我成为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女权主义者。”她这样告诉记者,实际上因为费曼,她失去的不仅是工作,还有很多朋友。

实际上朋友的不理解尚可忍受,但是家人的不赞同才是最大的压力:“一开始,我的家人对于我的事业很不理解,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选择。我的妈妈每次一看到我就哭,自从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之后,她就再也不跟我说话了。我的爸爸每次跟我交谈都很焦虑。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2年,他们才慢慢理解了我的行为,我的生活,我的追求,现在的她们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。”

随着费曼组织的扩大,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,茵娜的生命甚至也因此受到威胁。多年的抗争经历让茵娜懂得了,只有通过媒体才能保护自己,同时,她们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道之中。

采访手记

她们的笑容,很灿烂

由于截稿时间紧急,我借用了费曼的会议室写稿,感受到了这群姑娘在镜头之外的另一面。

训练室中,有一个新来的姑娘在接受摆姿势的培训,也许是新来的缘故,她显得比较害羞而且不爱说话,莎莎和茵娜不时地对她进行一些指点。除此之外,她们还要随时照顾我。

之前聊天的时候,由于我用了葡萄牙语和巴西来的萨拉打招呼,让萨拉激动万分,特别是知道我会说意大利语时,更是拉住我不停地聊天:“我的家人就是从意大利移民到巴西的,所以我的名字后缀上费曼组织有意大利字母。你2014年世界杯一定要来巴西,我会带你到处转转,带你去买好吃的甜品……”

而茵娜则比镜头前爱笑多了,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像一个美国女星——林德赛·罗翰,一说到激动的地方便手舞足蹈。还有莎莎,高个儿的她帮助我连上了他们的wifi网络……热情的她们感觉不像是那些愤世嫉俗的抗议者。

我送了一只来自成都的熊猫玩偶给茵娜,结果各位姑娘们都爱不释手,说想要到成都来看看。于是,我便把那个老段子讲给了她们听:“在成都,满大街都是熊猫,你可以看到它们在行走……”听得姑娘们都瞪大了双眼,张开了嘴。当然,最终还是要补上一句:“这是在说笑话。”整个房间爆发出响亮的笑声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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